如何摆脱城管困扰，求答案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日新月异，城市发展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各种愉悦的体验，但与之相伴生的诸多问题也困扰着城市管理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直接面对城市中最基层民众，承担着政府城市管理职能中最艰辛的版块，加之目前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支持体系尚不完善，经常成为媒体负面关注的曝光点。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确定了原则、梳理了思路、指明了方面、提出了要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城市管理与城管执法工作的重要文件。

城管人从中央的政策文件中看到了曙光，2016年3月1日，住建部、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于联合召开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电视电话会议规定，会议明确规定了改革时间节点要求，即：“原则上，4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出台具体方案，6月底前市、县政府要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基于此，各地跃跃欲试，但改革进程差强人意。截至7月上旬，仅四川凉山州、河北、山西、江西、北京、海口、温州等省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的消息见诸报端，其中有的改革意见过粗过泛，甚至有的地方存在照搬中央改革意见的嫌疑，如：《河北省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大量内容与中央文件重复规定；部分城市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令人焦虑，笔者认为，要解决城管执法体制症结，在此次改革过程中，以下问题须高度关注：

一、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的路径选择问题

该问题可具体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上层，立法先行VS基层，摸石头过河。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行政机关设置应坚持职权法定原则，没有法定依据不得设立行政机关；没有法定依据，行政机关不得自行放弃、扩大或转移其职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不能自行设定，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能作出行政管理行为；超出法律授权范围，行政机关也不享有对有关事务的管理权，否则都属于行政违法。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而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体现，因此，行政机关的认定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方式予以规范。具体到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具体内容又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由行政法规作必要补充。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李钺锋表示制定一部城市综合管理法律，使城市管理有章可循、城市执法有法可依，是有效化解城市管理难题的根本路径，可以构建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立法先行，才能为此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二层面：上层，先行一步，标准明晰VS基层，自主尝试，相互取经。《指导意见》和改革推进会明确了城管执法架构，但对城管部门机构设置、领导体制、服装标志等细节未定论，至今未公布具体标准，国家《城市管理法》迟迟无法出台，今年以来各地改革进程不一，各地机构名称莫衷一是，如：温州将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更名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北京挂牌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遑论其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应当以法治化、规范化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阻碍制度有序运行的诸多问题。中央层面设置明确标准十分迫切。